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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的汉代织锦护臂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出土。尼雅遗址曾是《汉书》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的所在地，知名小说《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中的故事灵感便来源于这个消失在大漠中的古老城邦。

这件护臂技法高超，代表了汉代织锦的最高工艺，历经千年而不朽，仍保持鲜艳的色彩，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

“说起出土丝织品保存状况比较好的地方，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新疆。”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标准检测组副组长、副研究馆员关明指出，南疆地区由于长期气候干燥、湿度较低，所以出土的丝织品保存状况相对较好。

只具备天然优势对文物保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先进的科技手段支撑，因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迫切需要与外界交流合作。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中希文保联合实验室”）也需要把新研发的设备及方法应用在大量文物中。双方一拍即合，2023年，中希文保联合实验室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成立新疆工作站，在文物保护交流方面，延续古丝绸之路上互通有无的传统。

“新疆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更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同时新疆文物种类丰富、特色鲜明，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建立合作将进一步拓展中外文物保护交流合作的空间。”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主任赵国英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重走“丝绸之路”

丝织品是故宫博物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打开合作局面的重要契机，并逐渐拓展至其他各类文物。

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该遗址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辖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考古发掘首次系统揭露了一座唐代烽燧全貌，出土了大量文书及戍边将士的戍守装备和日常生活用具，被评为“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撰文指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唐代中央政权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考古发掘揭秘了边塞烽侯运行的诸多细节，对深化边疆治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明和同事最近的系列研究，就是围绕其中出土的丝织品展开的。由于很多丝织物糟朽严重，因而首先需要判断其材质：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织物的形貌，通过与新鲜的纤维对照，确认其材质。如蚕丝纤维的纵向表面光滑，横截面为三角形；羊毛纤维的纵向有不规则鳞片，横截面为圆形的形貌特征。

除织物的材质之外，对织物的染料及染色工艺进行分析是另一道工序。他们先通过有机溶剂将织物上的染料萃取出来，运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进行分析，又研发制备银纳米颗粒，结合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和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的双模式检测策略，准确识别复杂染料组分并进行半定量分析，确定织物的染料成分。

最终，关明和同事科学推断，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这些唐代织物，红色纤维的主要染色成分为茜素、紫茜素，推测染料为茜草；黄色纤维的主要染色成分为小檗碱，推测染料为黄檗；蓝色纤维的主要染色成分为靛蓝，推测染料为靛青；绿色纤维的主要染色成分为小檗碱和靛蓝。

“由于古代直接染绿色的植物染料较少，所以绿色一般通过黄色染料和蓝色染料套染而成，这也是为什么绿色纤维中发现了两种染色成分。”关明告诉记者，染制绿色需要黄色和蓝色套染的工艺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记载：“黄檗水染，靛水盖。今用小叶苋蓝煎水盖者，名草豆绿，色甚鲜。”

“染料分析可以佐证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在染织技术方面的交流交融。更重要的是，染料的明确也可为后期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提供数据支撑。如果发现采用的染料化学性质较为活跃，就需要选择更加安全的清洁方法，并在清洁前进行斑点实验确认清洗方式和溶剂种类，以避免损伤文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技术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康晓静表示，故宫博物院出具的分析报告缜密严谨，史料翔实，而且研究方法准确。就像送文物去医院看病，只有进行全面的“体检”后，才能给出准确的诊断方案，对症下药。

一顶帽子的秘密

虽然新疆工作站成立于2023年，但在这之前，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已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2021—2023年，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研究人员曾多次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其考古工地进行现场调查，在现场对文物进行无损分析，并将大量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团结东路发掘了一座清代五品武官墓，墓主人骨骸保存较为完整，使得其穿着的四层衣物仍相对完整地存留在棺内。在墓主人头部右侧，放置一顶水晶顶子的官帽，服饰搭配极具身份等级特征。

这批文物由于其复杂的埋藏环境导致该墓葬出土的丝织物普遍污染、糟朽严重，尤其是其中的官帽形制，让考古和保护人员产生了疑惑。这顶帽子出土时，保存状况较差，变形严重，比照故宫博物院藏五品吉服冠，帽子上缀着的帽纬应为红色，帽檐应上仰外翻，如是冬季暖帽，外翻的帽檐应为皮毛。但是从出土实物来看，该官帽的帽纬呈金黄色，且由于纤维糟朽严重，无法判断帽子的结构，也无法判断帽檐外侧材质。

故宫博物院中馆藏的清代服饰甚广，相应的科学研究也较为深入，于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便赶赴新疆，对官帽的不同位置分别进行取样分析。通过显微观察，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确认，该帽帽檐外侧选用的面料是漳绒，符合清代武官日常穿戴冬季暖帽的特征。帽纬颜色也在关明等人对其样品的科学分析后“解谜”，从帽纬颜料来看，确实包含红色染料红花，只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红花中显红色的组分红花苷发生降解，进而褪色为黄色。

此外，该墓还出土了一件器物——刀箸，其材质多样、工艺复杂，但保存状况差，其内部放置的铁刀锈蚀膨胀致使漆套变形破裂严重，并伴随出现未知污染物，为后续文物修复和保护提出了巨大挑战。

“这个刀箸的保存状况较差，制作所使用的材料较为复杂，故宫博物院的检测技术更多元全面，能同时对各种材质进行全面分析。”康晓静说。

在一系列微观取样分析后，关明等人发现，出土的佩饰刀箸由一层带有镶嵌的漆层包裹而成，漆层为中国大漆并含有少量蜂蜡，骨质材料镶嵌其中。另外，刀箸挡头主要也是骨质材料，推测其制作工艺为钻孔，将黑色粉末装填再进行打磨而成。

该刀箸漆层的制作原料继而“水落石出”。漆层的剖面结构主要分为两层：上层为厚度约400μm的大漆层，中间含有氧化铝、钙长石、石英、磷酸钙、氯化钾等无机物，漆灰可能为草木灰、骨灰、土等物质；下层有一层厚度约为30μm富硫矿物的漆灰层。

通过对该刀箸的锈蚀物分析发现，该刀箸的主要锈蚀产物为副氯铜矿，这种含氯锈蚀产物会持续引发铜的腐蚀劣化，因而需要进行脱氯处理，这为后续的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未完，待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工作站文物保护的合作已经拓展至方方面面。去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携带一件文物专程赶赴北京，出现在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的CT实验室。

该文物是一件出土于伊犁地区的黄铜盆，胎壁极薄。根据同出土马骨C14测年数据推断，为唐代早期的遗物。“如此大型、纹饰多样且留有金、银修补痕迹的铜盆，在新疆乃至全国都属罕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技术部副研究员余腾飞表示，铜盆的造型、纹饰包含中原、外来文化等多种元素，而其黄铜材质，更让其“身世”显得扑朔迷离。

黄铜在古文献中常被称为“鍮石”，我国古代早期的“鍮石”主要由中西亚传入，大约在五代至两宋时期出现用炉甘石点炼黄铜的记载。从考古发现看，黄铜在公元前１世纪前后在欧洲、亚洲西部等地区被广泛用于制造货币、军用器具等。因而可以进行一些推断，这件黄铜盆或许是自西方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这也更加印证了作为古丝绸之路关键区域的新疆，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重要作用。

如此重要的一件出土文物，其上的铜锈也引发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担忧，这些锈蚀物是否会进一步侵蚀铜盆？后来经过关明等人采用微区X射线衍射分析发现，该铜盆的锈蚀物为碱式碳酸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害的。”余腾飞说。

考虑到该铜盆未来有展出可能，还需要对铜盆进行专业修复。为此，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吕团结、高飞还曾亲赴新疆进行修复指导。

给文物拍摄CT是为了获取更多内部结构信息。经过X射线CT成像技术的扫描，该铜盆的内部结构更加清晰，一些不易被肉眼察觉的工艺细节被发现。

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保护装备组组长、副研究馆员张雪雁对CT成像的图像分析指出，在该盆底部与边缘位置的双层结构以及盆底通孔的穿凿痕迹均证明，该件文物应为一片铜通体制作，结合盆壁人物的痕迹，可以清楚判断这件铜器是整体制作完成，工艺应为锻打。而且文物的修复痕迹留存也可通过CT成像明确位置，为后续文物保养提供可靠的图像依据。

黄铜盆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但等待关明等人检测的来自新疆的样本还有满满一柜子。柜子中装着样品的袋子上写有各种分析需求，既包括测量土壤的pH值，还包括确认墓地棺木样品材质……

关明和多位同事曾经到过新疆考古现场，“条件很艰苦”。在南疆沙漠中进行考古发掘，水资源非常匮乏，需要3天轮换一队人出去打水，来回又要一天，每天用水定量，3天后再返回补给点打水。

“苍茫戈壁，无垠瀚海，新疆面积广袤，环境地形复杂，是全国考古环境最艰苦的地区之一。”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新疆工作站的揭牌仪式上说，“未来，新疆工作站的工作要深化科技考古合作，拓展学术研究领域，明确科研重点，进一步加强文物科技保护力度，开展针对性保护和研究，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贡献故宫人和新疆考古人的智慧和力量。”

正因为了解每一件文物出土背后的不易，中希文保联合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创新研究方法，希望用更好的手段给予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者更精准，甚至半定量的科学推论。

实验室是另一个艰苦、单调、充满不确定性的“考古现场”。环境温度、检测用的材料放置时间以及配方比例，甚至仪器的状态，都有可能影响实验效果。显色效果不够好、不够理想，是实验过程中常有的事，有时候在实验室一坐就是一整天，实验后的海量数据处理更是巨大的工程。虽然新方法的研发并不容易，但总有成功的时刻值得庆祝。